髮型師

　　
　　腳蹬深藍跑鞋、赭紅色牛仔褲，細橫紋高領T恤，外套休閑黑西裝，8月23日，讓數百英國讀者上周深夜排隊等候其新書發佈的“萬人迷”小說家村上春樹，以這副“長跑健將+中產白領”的行頭步入滿座的愛丁堡國際圖書節現場。
　　愛丁堡圖書節總監尼克·巴裡透露，他自5年前上任後就開始努力請村上來圖書節，這次村上答應參加兩場活動，已成為尼克在任的“最重頭事件”。而附帶條件則是——村上唯一的簽售時間，圖書節專門搭起紅幕布，村上“躲”在帘子後，以免被圍著拍照。
　　不過坐在現場的村上顯得倒是很輕鬆愉快，“我在夏威夷住過一段時間，所以我的英文跟你們的不大一樣，可別見怪。”而他這次帶來的女翻譯，是多年前村上與太太陽子開爵士酒吧時的侍應生。村上也透露，自己在愛丁堡每天清早都起床跑步，“這是看愛丁堡最適合的節奏——走路太慢，開車太快。”同時又稍抱怨了一下氣候，“離開東京時35度，這邊才11度。我有點想念夏天了！”
　　談愛情
　　有時找到，有時找不到，有時繞了彎、有時犯了錯
　　Q：新書為什麼選擇回到不安的青春期？令人想起《挪威的森林》。
　　村上：我寫這個故事時，完全記不得《挪威的森林》了。我自己經歷過新書中主人公多崎作類似的事情，情況不同，但感受是一樣的——那時我受的傷害很深，絕望、憂郁——這些是動機。
　　Q：被拒絕、失落——這些年輕時的創傷，都一直留著嗎？
　　村上：是的，傷痕會一直伴隨，跟著我很長的時間，也許一輩子？我不知道。這種情況並不僅僅會發生在日本，在世界上哪個地方都會發生。
　　Q：你的故事里，總會有一兩個女性角色，通常一個很內在，另一個則有大能量，促使男主人公發生改變。是有“村上春樹式女性”的存在嗎？
　　村上：（沉吟半晌）也許你是對的。我會觀察很多女性（羞澀地笑）。我很喜歡新書裡面的木元沙羅，就算她有點壞，我寫的時候心裡面也是暖的。人們經常說，每個男性/女性只是存在的一半。從出生開始，我們就在尋找另一半，也許永遠都在找。愛情故事就是關於尋找的故事。有時候找到，有時找不到，有時繞了彎、犯了錯。就是這樣。
　　Q：多崎作的幾個朋友，既有正能量，也充滿某種邪惡感。你會去做道德判斷嗎？
　　村上：我需要這麼做嗎？我曾經很確定，自己就是要寫好一個故事，不做判斷，可現在我已經不知道了。如果你在小說里看到一些，也許它們就是存在的。多崎作和他的朋友們剛好是5個人，就像宇宙中的五種元素。他們以為這是個完美無缺的世界，一旦形成，沒有進出。這樣完美的空間，可一旦出了差錯，就會演變成很危險的關係。主人公被迫去做自我修複，在這個意義上，可以看成是關於自我成長的吧。
　　Q：主人公是個鐵路工程師，這個設計有什麼含義嗎？
　　村上：我把自己就看成是工程師，或是修補匠，如果我把自己看成藝術家或者創造者就太沉重了。因此我從來不會有“寫作瓶頸”，不會有寫不出來的時候——如果不想寫，我就不會去寫。我就去熨衣服，去做翻譯——那是我的愛好。我手頭正在翻譯一位挪威作家的小說。
　　Q：寫小說和翻譯有什麼不同？
　　村上：寫小說的時候，我是在表達自己。翻譯的時候就是在做工程師的工作。這是左右腦之間的平衡，我不時需要轉換角色。
　　談翻譯
　　我不介意將我的腳放到不同作家的鞋子里
　　Q：美國小說家：錢德勒、卡佛，吸引你的是什麼？
　　村上：1983年我跟卡佛見過一面，他人很好。我將他所有的作品都譯成了日文。錢德勒……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喜歡他，他有一種深度，我不懂得解釋。我有很多喜歡的作家，做翻譯時，我不介意將我的腳放到不同作家的鞋子里——高跟鞋就免了！
　　Q：讀過英譯本，你覺得與原作相比，有什麼是遺漏掉了的呢？
　　村上：我跟英譯的作者一直保持聯繫，他們有問題會給我打電話、發郵件。我會給他們解釋所有的提問。他們給我發譯稿，我經常一邊讀一邊迫不及待：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呢？我想，如果讀著有樂趣，這就是個好譯本。幾年前喬伊斯《芬尼根守夜人》日文版出版，肯定很難譯——我的小說就不難譯。我們也需要學會滿足，畢竟“Empty sex is better than no sex”（觀眾席上嘩然）——這也是句譯文。
　　Q：你的小說里有很多性愛場景，比如多崎作就做了很多性夢。
　　村上：寫性愛場面，很尷尬的。可是性、暴力，這些都是通往潛意識的秘密門道——這也是我一早走到地下室去的原因。我必須去寫。主人公的夢隱喻了他的身份，這是性夢的意義。
　　Q：如果給你的小說下定義，很難確定那是“現實主義”。
　　村上：每天早上我起床，坐到書桌前，打開電腦，然後就走到地下室里去。我一直往下走，往下走，一路在包圍我的黑暗裡看見很多奇異的生物，挺可怕的。再上來，回到書桌前，我就把我所見到的都寫下來。
　　Q：作息規律是不是很關鍵？
　　村上：是的，我每天10點前睡，起早跑步。我要是個像莫扎特、普希金、蘭博（史泰龍飾演的經典電影角色——觀眾大笑）那樣的天才，就不擔心了。我要是還沒到40歲，也用不著鍛煉， 可人過40就得做些什麼了。寫小說，身體要強壯，下了地下室，還能再回到平面上；就算有時候迷路一會兒，也總還能找到回來的路。可如果體力不夠，就回不來了。
　　談音樂
　　早起聽古典，開車聽搖滾日落聽爵士
　　Q：跑步的時候聽什麼？
　　村上：通常邊跑邊聽美式搖滾：“紅辣椒”樂隊、“黑眼豌豆”之類，節奏夠清楚夠簡單。我很喜歡Radiohead，可是節奏太複雜，跑步聽的話只能原地打轉。我通常一早起來聽古典音樂，開車聽搖滾，日落以後聽爵士樂——你看我多忙。
　　Q：你的每本小說都有一段“原聲音樂”，這次是李斯特的鋼琴曲《巡禮之年》，你是怎麼選擇音樂的？
　　村上：這完全是巧合。就像當年寫《挪威的森林》，剛好那時候唱機一直在反覆披頭士的《挪威的森林》，我就用上了這個名字。這次是我一直反覆在聽李斯特的鋼琴曲，其中這一段一直在心裡面反覆，我就用上了。
　　Q：還有《發條鳥年代記》中用到羅西尼、《1Q84》里的雅納切克，音樂與你的敘事節奏有怎樣的關係？
　　村上：我寫作需要有音樂做背景。和弦、節奏和即興，這些都是小說裡面需要的。聽著心裡面自然就有了留下來的音樂聲。我最近寫了一篇關於Thelonious Monk（美國爵士鋼琴家）的文字，今年晚一些時候，我會在日本出版一本有關Monk的文集。對我來說，他知道什麼是“剛剛好的音”，而且只有他能做到這一點。我想寫一個故事，就是關於Monk的音樂。
　　Q：讀你的小說令人憂郁。可你在這裡卻經常惹人發笑。
　　村上：我是個多面體。寫小說的時候很難傳達我的幽默感，可那是由故事決定的，由不得我。新書里我倒是偷偷放進了一點幽默，但願能讓讀者微笑吧。
　　Q：在你所有寫過的角色裡面，有你最偏愛的嗎？
　　村上：哇，那可太多啦。不過如果你記得《海邊的卡夫卡》，裡面有能和人說話的貓——我很喜歡它們。
　　新京報特約記者 張璐詩 發自愛丁堡　　（原標題：性與暴力是通往潛意識的秘密門道）